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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正式發布。作為民間借貸合同中的核心要素，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是此次《規定》修正的重要內容之一。

《規定》明確，取消以24%和36%為基準的“兩線三區”的規定，而以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的4倍作為民間借貸利率司法保護上限。此外，當事人主張的逾期利率、違約金、其他費用之和也不得高于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

比如，8月20日央行發布的一年期LPR為3.85%，4倍就是15.4%。

這時候你若簽訂民間借貸合同，借款利率就不能超過15.4%，而且，這個上限還包括了逾期利息、違約金等，意味著所有利息和費用之和不能超過15.4%。

在此之前，國內民間借貸的法律“保護線”為“兩線三區”模式：

兩線：24%和36%兩條紅線。

三區：(1)24%以下為司法保護區：民間借貸年利率不超過24%的，受到法律的保護。起訴至法院后，人民法院也會支持其訴訟請求;(2)24%~36%為自然債務區：民間借貸年利率超過24%的但不超過36%的部分，法律既不鼓勵，也不否定，遵循事實狀態。如果借款人已經支付了該部分的利息，不能要回;如果借款人尚未支付該部分的利息，出借人也不能要求借款人支付;(3)超過36%為無效區：超出36%的利息部分，法律明確禁止，法院不會支持。

新規一出，行業震動。

新規的出發點自然是好的，本意是要降低中小微企業的融資成本，引導整體市場利率下行，化解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尤其是要重點整治高利貸行業的各種亂象。

民間借貸利率往往在月息三分到五分之間，折合年化利率為36%～60%，高的甚至還有月息一毛的，折合年化120%。前幾年甚囂塵上的網貸綜合利率平均也在35%的水平(保守估算)，信用貸50%起，小額現金貸動輒100%往上，逾期的罰息和上門催收費用更是高得嚇人。

臭名昭著的714高炮是央視315晚會曝光過的一種高利貸模式，借款1000元，到手只有700元，砍頭息300元，7天或14天后，還1100元，算下來年化利率超過1000%!

最近熱播劇《隱秘的角落》里面張東升找社會大姐借高利貸，社會大姐開口就要月息10%(年化120%)，還得拿房產做抵押，張東升就借三天，但是利息要收一個月，這么高的利息，若非情況緊急，誰敢借?誰能還得起?無論是什么時期的監管規定，這都是妥妥的不受法律保護的高利貸。

企業超短期拆借一次用作銀行貸款的過橋資金，可以理解，但如果頻繁長期使用，或拆了東墻，卻沒能及時補上西墻，那高息造成的財務窟窿一定是越來越大的，最后的崩盤無可避免。

染指高利貸，無數的公司倒下，無數的家庭破碎，無數的悲劇發生。一旦借了高利貸，那么你的人生便沒了前進的路，左邊是地獄，右邊也是地獄。

所以嚴厲打擊、重點整治高利貸是應該的，但問題在于如何整治才能治本?常用的“利率管制”真的能解決問題嗎?

為此，我專門咨詢了一個專業放高利貸的社會大哥，他說高利貸本身就是非法的，所以他們一直在地下活動，不能暴力催收之后，他們就改變了催收策略，變成一直跟著借款人，吃住都在借款人家里，并且縮減了放貸規模，只做熟客，熟客就是經常需要借他們錢的人，如果因為超過法定利率就去法院起訴他們的話，他就再也借不到錢了，畢竟圈子不大，能借給他錢的人不多。

所以無論什么時期的“利率管制”都管不到他們，即使是可以被監管的小貸公司，也可以通過拆分幾個合同來規避監管，通常的做法是借款人跟小貸公司簽訂一個合法利率的借款合同，再跟小貸公司實際控制的另一家公司簽訂其他的服務合同來補齊剩下的利息。

不符合市場規律的管制要么被市場消化掉，要么消化掉市場。前者導致市場交易成本提高，后者導致市場交易減少，兩者都造成了社會福利的損失。

受這次新政影響最大的其實是那些陽光化的消費金融公司、科技金融公司和銀行信用卡業務，盡管民間借貸利率規范的是民間借貸市場，但是在消費金融公司、銀行信用卡業務等相關糾紛的司法實踐中，地方法院主要參照適用上述法律條文，因此民間借貸利率保護上限的大幅下調，將對不少利率高于15.4%的非銀機構和金融科技公司、銀行信用卡業務產生巨大沖擊。

在實際業務中，以金融科技公司、消費金融公司等為代表的新金融機構，服務的重點也是小微和普惠人群，之前其業務依據的利率紅線標準也是24%和36%。不少持牌消費金融公司的貸款利率都貼近此前的24%保護上限放貸，例如包銀消費金融的“包你貸”利率為23.94%，不少銀行的信用卡透支取現利息按萬分之五計算，即達到年化18.25%，均遠高于剛剛發布的15.4%司法保護利率上限。

下調利率上限會使得消費金融行業規模大幅萎縮，一大批非銀金融機構由于資金成本、運營成本和壞賬比例過高而退出市場，剩余的機構則重新聚焦優質頭部用戶，這對頭部用戶是利好，但長尾用戶需求將無法得到滿足，相當大一部分借貸需求會重新轉到地下，被迫使用成本更高的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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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利貸無論對企業經營還是個人生活，都是一劑毒藥，常用的“利率管制”當然有其積極作用，但利弊相生，正如上文所述，副作用也很明顯。

浙商銀行原行長劉曉春認為，人類歷史上各個文明體都不斷發生打擊高利貸、管制貸款利率最高限的事實。不斷發生，也不斷放棄。之所以明明知道不能成功、不符合經濟學理論，卻還是要管制，那是因為在一定的歷史現實環境下有階段性需要，在這個階段中取得了政策制定者所要達到的目標，這個目標不一定是簡單的經濟增長目標。這和一定時期集中打擊逃廢債行為，一定時期集中打擊暴力催貸行為是一個道理。社會政策沒有絕對正確一說，當然最好能兼顧當下和長遠。

是的，社會政策的制定也往往面臨著兩難選擇的問題，既要考慮當下，又要著眼未來;既要照顧輿論，又要兼顧可行性。但治病要除根，所以我們現在需要研究的是高利貸的病根何在。

高利貸這種社會毒瘤給我們的直觀感受就是利率太高，但借貸利率是貸款這種服務的價格，而價格是由市場上無數個交易雙方長期交易共同形成的，不是說放貸者說多少就多少，總有一個雙方博弈的過程，所以要想治理民間借貸市場，必須研究利率過高的根源在哪里，引導市場自然降低利率，而不是命令市場降利率。正如你可以把一匹馬牽到河邊，卻不能強迫它喝水一樣。

民間借貸利率過高的原因，通常來說有三點：

一是風險太高。你回憶一下《隱秘的角落》里面，張東升借的高利貸最終是不是沒還上?社會大姐放貸之前再牛氣，也得黯然面對血本無歸的現實。當然，張東升的這種風險只是個例，但誰也無法否認民間借貸的超高違約率。除了市場風險，還有法律風險，畢竟不合法。高風險需要高收益來補償是市場規律。

二是運營成本太高。不受法律保護，就得自己保護自己，面對超高的違約率，就得組織自己的催收團隊，催收團隊里面還要雇傭律師，多策略多手段來催收。我一個同學做過線下車貸業務，自從線下催收被嚴禁之后，他就轉行不做貸款業務了，有涉黑涉惡的風險。

三是供給不足。高違約率嚇退一批資金，司法抑制又趕走一批資金，催收難又清退一批資金，需要借錢的越來越多，敢借給他們的越來越少，這樣的供需關系，利率不高才怪。

但這里面歸根結底的原因是風險太高。風險高，所以放貸人索要的利息就高，利息高，一方面又反過來推高了違約率;另一方面，高利息之下，守信人按時還款其實是為惡意違約的借款人買了單，這就造成了市場的逆向選擇，守信人離開，老賴留下，進一步推高了市場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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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本文的重點，民間借貸問題的關鍵浮現出來了，那就是守信人被懲罰，失信人被獎勵，這種畸形的激勵機制扭曲了整個民間借貸市場。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扭曲的激勵機制，是因為民間借貸往往上不了征信，即使通過機構上了征信，失信所造成的懲罰也非常有限，這才變相地鼓勵了逃廢債，鼓勵了老賴，推高了市場利率，守信人的利益也一并受損。

前幾年，“醫美分期”領域被P2P行業攻占的時候，社會上就出現了有組織的騙貸。黑中介帶領農村大媽去美容機構假裝美容來騙取信貸，騙到的資金被黑中介、大媽和美容機構一起分成。看似鉆的是信貸機構風控的漏洞，其實是信用體系缺失的漏洞，農村大媽對信用沒有任何概念，失信對她們來說也沒有任何影響。

對老賴的縱容就是對守信人的懲罰，因為老賴造成的壞賬被轉嫁給了守信人。信用體系的建設不只是征信的完善，更重要的是對失信的處罰。

所以政府應該持之以恒地構建信用中國，讓民間借貸融入征信體系，加大對失信人的懲罰，系統性提高違約成本，讓整個社會成為老賴的對立面，從而降低借貸市場的交易成本，市場利率會自然而然地降低至新的均衡水平。

(作者：睿愚)

關鍵詞： 利率管制 民間借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