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規模快速膨脹的個貸不良市場，找人難，是一個巨大痛點。行業呼喚高效且合規的“新解法”。

作者：董云峰

編輯：葉冬

作為一門經營風險的生意，金融業的發展史也是一部貸后管理的進化史，不良資產的化解則貫穿始終。

隨著中國金融業的不斷壯大，不良資產的管理與處置，早已形成萬億級別的市場。最新數據顯示，截至二季度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3.3萬億元；上半年，銀行處置不良資產總額達到1.4萬億元。

硬幣的另一面在于，貸后管理也是金融機構合規壓力最集中的領域。而且在當前，監管層對金融合規的要求持續提升。

近期，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公布《金融機構合規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要求金融機構形成以上率下、全員參與的合規文化，構建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合規機制。

再加上《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等法律法規的出臺和實施，金融業的大合規時代已經來臨。

在此背景下，要想以合規、可持續的方式，在萬億不良市場”掘金“，從業者面臨的壓力與挑戰也是空前的。尤其在規模快速膨脹的個貸不良領域，一個關鍵痛點在于難以聯系債務人——如果連人都找不到，貸后管理就成了“無本之木”。

科技變革加速催生了業務模式創新與服務升級。近年來，以武漢智品堂科技（簡稱“智品堂”）為代表的新興科技公司，正試圖運用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破解找人難題，替代之前貸后管理中常用的“人海戰術”，并已得到一批重量級金融機構的認可。

不良資產市場的“最后一公里”，有望迎來高效且合規的“新解法”。

01不良重壓

“中國的銀行業已經技術性破產。”上世紀90年代末，外媒時不時爆出這句話。彼時，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將我國商業銀行推到了懸崖邊上。

當時的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曾公開表示，1994年末不良貸款占貸款總額比為20%。外資機構美林公司估計，1998年四大行平均壞賬比率為29％，JP摩根估算數字為36％。

為解決國有銀行巨額的不良資產，中央于1999年成立華融、長城、東方和信達等四大AMC，這也成為我國不良資產行業的開端。此后數年里，四大AMC承接了超過兩萬億的不良資產。

時過境遷。從官方數據來看，當前銀行業的資產質量早已今非昔比。今年二季度末，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3.3萬億元，較上季末減少272億元；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1.56%，較上季末下降0.03個百分點。

這組光鮮的數據背后，是居高不下的處置規模。在2017年至2022年間，中國商業銀行累計處置不良資產高達14.97萬億元，其中核銷資金達到6.14萬億元。2023年，全行業處置不良貸款總額達到3萬億元，核銷資金超過1.1萬億元，占到商業銀行利潤總額的45.8%。

今年初，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召開2024年工作會議，“積極穩妥防控重點領域風險，強化信用風險管理，加大不良資產處置力度”就被列為八項重點任務目標之一。

其中，近些年突飛猛進的個人貸款，所面臨的挑戰尤為嚴峻。從上市銀行2023年報到2024年中報披露的情況來看，經營貸、消費貸、信用卡不良暴露均有所增加。究其原因，受經濟復蘇挑戰猶存，居民收入、就業承壓等因素影響，疊加延期還本付息政策推出，個貸風險暴露持續增加。

以資產質量相對扎實的國有大行為例，截至今年6月末，工商銀行個人不良貸款規模794.19億元，較年初增加186.62億元，個貸不良率0.90%，較年初上升0.20個百分點；同期建設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郵儲銀行披露的個貸不良規模分別為737.14億元、682.92億元、522.98億元、532.11億元。

這意味著愈加沉重的不良處置壓力。對此，可以從銀行業信貸資產登記流轉中心（簡稱“銀登中心”）披露的數據中窺見端倪。今年二季度，個人不良貸款批量轉讓業務明顯提速，批量個人業務公告掛牌項目單數107單、業務規模278.5億元，較一季度分別上漲547.67%、282.14%。

這亦是中國不良市場快速崛起的縮影。但受制于日漸上升的貸后管理難度，不良處置業務并非像看上去那么誘人。

02貸后之難

放得出去，也要收得回來。金融信貸的風險管理，不外如是，但在實際中，放款往往是容易的，要賬卻難得多。

在銀行對公板塊，有抵押、有保證的貸款占據絕對大頭，但在個貸領域，無抵押的信用貸款早已成為主流，其貸后難度也就不可同日而語。根據銀登中心統計，從2023年不良貸款轉讓試點來看，個人業務本金回收率僅在6.1%至12.7%之間。

正因為如此，信用貸的個人不良資產包出售價往往不到1折。諸如，去年底，華潤深國投以0.6折的價格買到了廣發銀行20.83億元的信用卡不良資產；今年以來，捷信消金轉讓本息高達260億的資產包，最終價格為0.7折，招聯金融同樣以不到0.7折的價格集中處置16億資產包。

金融機構當然不傻，這些不良資產為什么賣不上錢？說到底在于催收難度一天比一天難。經歷了前幾年的強監管風暴，催收從業者普遍“噤若寒蟬”，而在一些黑灰勢力的滲透下，越來越多借款人開始掌握“反催收”技巧，更讓金融機構有苦難言。

尤其在今年5月，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發布《互聯網金融貸后催收業務指引》，對催收全流程作出了細致規定。比如，同一金融機構和其合作的第三方催收機構對單一債務人撥通電話頻次每日合計不應超過3次，每天晚上10點以后不能催收等。催收合規性要求被進一步提升。

長期以來占據重要地位的電話催收由此難上加難，效率不斷走低。而實際上，電催的局限性原本就比較突出，一旦逾期時間變長，其有效性會大幅降低，甚至可以忽略不計。

深耕貸后管理多年的智品堂創始人余紅波提到，早在2018年，他在與業內某頭部消金公司合作的過程中就發現，采用傳統電催，超過半年的壞賬失聯率在80％以上，超過一年的壞賬，失聯率更是高達95％以上。

要想完成貸后處置工作，失聯復聯至關重要。電話不行，只能上門找人，或者發送律師函。鑒于個貸金額大多在數千元的量級，上門找人不僅成本高且操作風險大，看上去最傳統的發函，反倒成為更具可行性與操作性的選項。

問題來了。有效的發函建立在準確的地址信息之上。然而，本世紀以來，中國城市化快速推進，城鄉面貌大步煥新，帶來了大量地址信息的更新，同時戶籍制度等多方面的阻礙催生了高達數億的流動人口，他們往往頻繁搬家或是更換常住地，導致地址信息的質量更容易存在不足。

據多位消金從業者反饋，消金業務之所以風險成本高，一個重要原因是出了問題很難找到人，越是相對高風險的用戶，地址信息錯誤概率越高，有些甚至是惡意提供無效地址信息。這樣一來，催收流程很容易陷入停滯，貸后管理則成了“空炮”。

誠然，在今天的技術條件下，只要掌握足夠的數據，找到一個人的地址并不難。不過，隨著金融監管力度不斷趨嚴，以及《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等法律法規的出臺和實施，非法獲取或者過度使用債務人信息，已然成為監管紅線。

概言之，要想聯系上債務人，還要全流程合規，是一件知易行難之事。

03新的解法

如何以合規方式破解“找人難”，打通貸后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技術創新是唯一的解。在深度了解金融機構的找人難痛點之后，余紅波開始思考：有沒有可能，通過發掘沉睡在開放數據中的有效信息，以數據為導向優化發函，更高效地將函件送到借款人面前？

帶著上述想法，余紅波成立了武漢智品堂地址科技研究院，基于大數據處理、人工智能和深度學習算法，專注于探索“地址找人”——從茫茫的數據海中篩選有效信息，再用“地址標準化技術”整理成標準化的、符合要求的數據，讓數據帶著函件去找人。

據余紅波回憶，2019年1月，智品堂與某金融機構合作小試牛刀，先期以8000件作為測試，發現“地址找人”效果較傳統方式好很多，于是在當年7月追加到30萬件，并且在2019年全年通過使用“地址找人”，收回了6000多萬元的回款。

以此為起點，智品堂推出“函必達HC智能專遞”系統（簡稱“函必達），利用數據科技，讓沉睡在數據中的有效信息動起來，通過機器學習模型評估風險并生成評分，幫助發函管理進行決策和管理。

截至目前，智品堂已為包括全國性銀行、大型保險集團、頭部互聯網銀行等重量級機構提供相關服務，單日最高可發送5萬封紙質律師函，律師函簽收率超75%，獨有地址生態模型體系（含地址標準化模型、地址選擇模型、第二聯系人選擇模型等）實現地址有效性高達85%，有效解決了債務人失聯和找人難的問題，助力金融機構高效追償。

過去6年里，函必達在中國郵政的發函規模穩居第一，快遞客服團隊對在途的異常函件處置率高達95%；累計發送執行裁定書、民事裁定書、律師函等特種疑難函件819萬件，合作客戶100多家。

值得一提的是，作為一家大數據科技公司，合規可信是智品堂的立身之本。自成立以來，智品堂就在開放平臺中提取公共數據，通過實踐逐步優化數據模型，強化自身在地址數據方面的數據模型建設能力。

今年7月，智品堂正式在深圳數據交易所完成數據商備案資質審核，成為深圳數據交易所數據商，開啟了數據交易與服務的新篇章。截至目前，智品堂的“函件自動化處理發送系統”與“函件地址精準識別服務”已經在深圳數交所完成數據資產登記，并完成交易所數據商品上市流程，可正式公開流通交易，合規能力持續提升。

對于下一步，余紅波指出，地址科技的應用場景并非只有貸后，智品堂計劃將產品擴展到金融機構的貸前風控應用上，最快在2025年落地。他并強調，地址科技本身，不會僅僅局限在物理地址，未來虛擬地址的加入會是一個新的發展方向。

可以期待的是，隨著技術進步與數據交易環境的不斷成熟，智品堂所打造的地址數據治理系統有望日臻完善，服務領域和應用場景的邊界將不斷拓展，從金融領域延伸到公共服務、電商與零售、法律與司法、數字營銷、市場研究與數據分析等多個領域。

這何嘗不是一種“新質生產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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