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的史詩，與中國詩歌有相同之處。我們要看到共同，而非僅僅看到不同。”馬來西亞國會上議院議員阿旺·沙利延發現，兩國在2000年前就開始了交流。明代時，鄭和曾來到馬來西亞，“他讓人們感覺到，他的航行是為了兩種文化的交流，他帶著足夠的誠意，避免了戰爭，與帝國主義行徑大不相同”。

(資料圖)

愛好和平，是中國人的文化基因，儲存在古老的語言文字中，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中國—東盟共同體構建中，煥發出新的生機。

8月29—30日，以“數字時代的語言文化交流”為主題的第二屆中國—東盟語言文化論壇在貴州省貴陽市中國—東盟教育交流周永久會址召開。教育部副部長、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主任陳杰出席論壇開幕式并致辭。

我們生活在語言文化中

“語言是促進人類民心相通的工具。巴別塔的傳說，便形象地說明語言在文化交往中的重要作用。”中國—東盟中心秘書長史忠俊說。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會長劉利民說：“不同民族各具特色的語言文化資源在世界文明的百花園中競相綻放，匯聚成全人類共同的文化寶庫。”

2021年11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國—東盟建立對話關系30周年紀念峰會上提出，共建和平家園、安寧家園、繁榮家園、美麗家園、友好家園，構建更為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

中國—東盟語言文化交流日趨豐富多樣，助力“五大家園”建設。一些東盟國家已經把漢語納入國民教育系統，建立了多所孔子學院和孔子課堂。同時，中國也在不少學校開設了東盟國家的語言科目，積極與東盟國家學校開展多方面合作。泰國駐華大使館公使銜參贊陳金盛說：“溝通、對話使中國和東盟成為好鄰居、好朋友、好伙伴。”

中國—東盟源遠流長的交往合作互鑒，體現在“字里行間”。

“漢語、越南語、喃字（在漢字基礎上形成的方塊字）文獻數量巨大、形態多樣，是漢字文明交流互鑒的文化遺產。”越南社會科學翰林院漢喃研究院院長阮俊強說。本次論壇發布的語言文化合作項目成果《越喃漢英四文對照新辭典》，將越南語、喃字、漢語和英語四種文字對照，全書212萬字，收錄6萬多個詞條，填補了該領域的空白。鄭州大學教授何華珍說，辭典主編之一鄧應烈經過20多年的積累，形成了辭典初稿。之后何華珍帶領團隊又幾經周折，克服技術、學術力量、經費等問題，在漢字文明研究中心的支持下辭典終得出版。貴州師范大學黨委書記肖遠平說：“這不僅是一本辭書，這里面凝聚著薪火相傳的智慧結晶。”

東盟國家，滿布華人蹤跡。歷史上，因為種種原因，華人遷到世界各地，南洋是華人較多的區域。暨南大學教授郭熙說：“南洋華人與當地文化兼容，在交流互鑒融合的過程中，與當地人民一起創造了輝煌燦爛的華語文明，留下了寶貴的華語文獻。”《南洋華語文獻分類叢刊》項目在論壇上啟動。

語言文化聯通海內外，也事關國家和民族。教育部語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長田立新說：“語言文字事業具有基礎性、全局性、社會性和全民性的特點，事關國民素質提高和人的全面發展，事關歷史文化傳承和經濟社會發展，事關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是國家綜合實力的重要支撐。”印度尼西亞教育文化研究技術部語言發展培養局局長阿齊茲說，印尼語在印尼國家統一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王文斌說：“語言文字是民族認同的重要符號，是民族智慧和文化的有力呈現。誰能學習并掌握語言文字，誰就持有人與人交流溝通的金鑰匙，誰就能認識自己的民族，承繼從古至今的輝煌文化，走上諳熟科學文化知識之路，促進人自身的順利成長和成才。”

習近平主席指出：“世界上有200多個國家和地區，2500多個民族和多種宗教。如果只有一種生活方式，只有一種語言，只有一種音樂，只有一種服飾，那是不可想象的。”隨著社會發展和科技進步，語言的多樣性受到挑戰。據阿齊茲介紹，印度尼西亞有700多種語言，不少語言缺少活性、瀕臨滅絕。據田立新介紹，2015年起，中國實施了目前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語言資源保護項目，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對漢語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資源的調查保存、展示和開發利用。

數字時代的語言文化迎來新契機

在會場大屏幕上，從甲骨文、金文開始，由篆而隸，由隸而楷，漢字形體不斷演化。一個個普通的現代漢字，都經歷了漫長的時間演化。北京師范大學教授王立軍簡要展示了“漢字全息資源應用系統”中漢字的演化軌跡，生動形象，一目了然。

這不禁讓我們思考，隨著數字時代的到來，“年輕”的數字技術，能為“古老”的語言文字帶來什么？

東南亞教育部長組織秘書長拿督哈必芭說，數字轉型、技術進步會促進語言發展、促進文化理解、保護人類遺產、促進文化交流。劉利民說，在當今全球加速數字化轉型的背景下，通過數字技術進一步提升語言文化交流效能，對增進不同文明互學互鑒，共同破解全球發展難題，助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重要意義。王立軍說，新的技術為語言文化傳承、語言文化交流提供了更為強大的支撐，建設科學、規范、全面的語言文字數據資源，對國民語文素養教育、中華文化傳承創新、國際文化交流合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數字技術啟發了中國—東盟語言文化交流的新思路。泰國瑪希隆大學亞洲語言與文化研究院院長莫拉格·梅亞認為，要強化中國—東盟已有合作，開發潛在領域，如移民群體語言適應及雙方語言文化交流等。她建議中國與東盟國家建立數字平臺推動語言文化交流，特別是青年交流，開展“博物館外交”等。華東師范大學教授葉軍建議建立中國—東盟跨區域語言合作機制。

數字技術提供了智能化教學解決方案，有助于實現個性化語言學習，為中國—東盟國家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學習者提供了更多的中文學習機會。科大訊飛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汪張龍認為，人工智能打造能聽會說的“中文教師”，可以實現標準音帶讀、語音轉寫成文字、科學的反饋指導、跨語言的自主學習。

首都師范大學教授周建設和他的團隊正致力于開發語言文化的計算性，使語義情感、民族精神等抽象事物變得“可計算”。他們開發的文觀語義模型（WSM），是一款專注于中文語義智能評測的AI模型，為“讀—講—寫—評”提供語言智能服務。

當然，我們也要看到當前階段數字技術的局限。比如，ChatGPT是一個好的基座模型嗎？中國科學院自動化所研究員宗成慶說：“ChatGPT可以說是一個得力的AI助手，但它也有很多不良表現，如特定領域的專業知識匱乏、可解釋性差、存在‘幻覺’和事實性錯誤等。”與會專家特別強調，線上學習不能替代面對面學習和交流。

中國—東盟語言文化交流助力“一帶一路”

緬甸仰光大學教授昂敏吳的貴州之行，特意轉道昆明。他要去看望10年前他在云南民族大學交流期間教過的學緬甸語的學生。學生們自發到機場迎接他。到了貴州，他又看到了更多的在貴州任教的學生。這場師生重聚，讓他真切感受到了語言在拉近人心、增強文化交流方面的特殊力量。

這個暖心的故事，觸動了在場的人。今年是習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十周年。中國—東盟的語言文化交流對“一帶一路”倡議會產生哪些積極影響？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語言豐富多樣，涵蓋了世界九大語系的不同語族和語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語言多樣性很強，高質量實施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特別需要處理好語言問題。”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趙蓉暉說。

“一帶一路”，語言鋪路。田立新說，愿同東盟各國攜手努力，共同推進語言文化領域的交流合作，推進文明交流互鑒，服務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和構建更為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浙江師范大學教授王輝認為，對“一帶一路”國家語言的深入了解，對促進中外語言互聯互通、推動中外語言文化交流合作、提升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有著重要意義。此外，語言相通本身也是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應有之義。“‘一帶一路’語言文化交流有力推動了中國和‘一帶一路’國家全方位的交流合作，促進了‘一帶一路’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及民心相通‘五通建設’。”相關方應利用數字技術賦能語言教育，使語言文化交流充分發揮在促進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中的重要作用。

“一帶一路”，譜寫人類命運共同體新篇章。菲律賓華文教育研究中心主席黃端銘認為，新時代華文教育必須開拓視野、轉變觀念、拓展自身功能，致力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面對語言文化和技術的動態融合，我們應該探討如何成為多元文化的橋梁，并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不斷加強國家間的聯系和教育合作。”（本報記者 楊桂青 王若熙 見習記者 李洋 孟航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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